1783 年，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面对的是个债务缠身的烂摊子。为战争欠下的各类负债达到2700万美元，支付货币五花八门，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为了改善混乱脆弱的财政状况，33 岁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为担保，统一发行新的国债来偿还各种旧债。

  初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很快就看到了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美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培育了像卡耐基钢铁公司这样的超级企业。到1900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变成全球第一经济强国。连汉密尔顿可能都没想到，他的这一设计，使得美利坚合众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金融资本的基因，并创造了一个至今未衰的金融资本世代。

  美国的金融基因，毫无疑问，来自英国；《千年金融史》的作者觉得，英国的金融基因，来自荷兰。《千年金融史》是这样描述的：

  1687年11月，正当荷兰共和国处于鼎盛之时，荷兰君主威廉（William of Orange）组织了一支规模4倍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军，舰队穿越英格兰海峡，在德文郡靠岸。这支舰队所消耗的资金是由阿姆斯特丹的大商人银行家们提供的贷款。这支侵略军由来自德国、苏格兰、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雇佣军组成。

  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深受欢迎。天主教君主詹姆士二世（James II）受到臣民们的厌恶......詹姆士二世将英国王室的大御玺扔进泰晤士河并逃到法国，而威廉和玛丽作为联合君主共同执政。

  对于金融史学家而言，1688年是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英国作为全球性金融权力中心迅速崛起。随着荷兰君主统治英国，荷兰的银行家和金融从业者为英国带来了荷兰金融的“基因序列”：开放金融市场、利用债券筹集政府债务、利用彩票刺激投机、为食利阶层安排年金和养老金、组建一个为财政政策服务的中央银行。

  英国的金融基因传到美国，需要一个载体，汉密尔顿就是基因的载体，《伟大的博弈》写道：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在18世纪90年代，重要的是，汉密尔顿的计划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到了1794年，美国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它的债券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

  虽然股份制公司在项目筹融资上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在缺乏有效公司治理和法律监管的情况下，铁路股票的发行成了一夜暴富的投机工具，千奇百怪的铁路公司资本结构、恶性的重复建设和价格战使得19世纪中后期的铁路工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蛮荒丛林，全国大大小小的铁路公司有几百上千家，混乱无序地横贯着新大陆。

  J.P.摩根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进入华尔街后，J.P.摩根开始着手一项整合美国铁路系统的计划。他出面策划了一系列的公司并购和重组，通过并购重组，效益低下的小公司以合理的价格被收购，而大的铁路公司实力大为增强。美国的铁路行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性有序经营时代。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铁路、伊利铁路等枢纽干线和其支线逐渐形成一张铁路网，使得这个辽阔大陆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开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时代。

  资本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日益显著。作为金融市场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最重要的媒介，投资银行家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分量举足轻重。企业资产并购重组从此也成为投资银行业务的重头戏之一。

  《摩根财团》讲述了皮尔庞特-摩根重组美国铁路的一些情景，书中把重组称为“摩根化”：

  由于负债累累和运力过剩，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铁路公司都落入了被人接管的境地。英国的投资者们希望皮尔庞特能够重新整顿铁路行业的秩序……他将对破产的铁路公司做重组，然后将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实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任何一家破产的铁路公司最终都经历了这样的重组，或者像人们称呼它们的那样，经历了一次“摩根化”。大约33000英里的铁路——即美国铁路总长的六分之一 ——被摩根化了。这一些企业的收入总和相当于美国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随着摩根化的完成，铁路上的固定成本被削减峡来。债权者被迫霸债券换成利率较低的债券，这使得铁路企业能重新还本付息。

  他的成就被描述得如神话一般。《生活》杂志曾发表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教义问答式的对话：

  问：“查尔斯，谁创造了世界？”答：“公元前4004年，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是1901年，詹姆斯-希尔、皮尔庞特-摩根及约韩-洛克菲勒将这样一个世界重新改组。”

  电影《达·芬奇密码》中讲述了一个叫“圣殿骑士团”的神秘机构……作为12~14世纪最重要的大型超政府机构，圣殿骑士团管理着欧洲各国的各种金融业务——小到个人的资金汇兑转移，账户管理，信托理财，吸储放贷，大到发行土地抵押债券，战争，都是他们的业务范畴。圣殿骑士团于是创立了一个异地汇款系统：朝圣者可以在欧洲存钱，然后在圣地取用……最近一段时间内圣殿骑士团的金融活动，基本囊括了后来银行的核心中介业务，也将整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黏合成了一张以“信用”为纽带的网络。

  在圣殿骑士团活跃的11~13世纪，北宋王朝正处在历史巅峰，工商业极发达，发明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纸币，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也走向高度成熟的阶段，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由中央财政驱动的中枢-附属型社会结构。这个结构适应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维护着帝国庞大疆域的稳定与治理，自然也伴生着经济生活国有化和民间信用脆弱的特征。

  反观圣殿骑士团的所有金融活动，其实都产生于软弱无力的政治力量和分权制衡的政治结构——封建城邦制和神权王权的分离，使得欧洲大陆缺乏一个统一的信用市场，各国缺乏系统的财政手段，圣殿骑士团的金融活动（工具）弥补了这一空白，以一张互相制约的“信用网络”代替了至高无上的“王的信用”。也就是从这样一个时间段开始，东西方金融的大分流正式开始。

  电影《达·芬奇密码》改编自丹-布朗的同名畅销书。这本书讲的是，真正的圣杯，不是罗马教会所说的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喝葡萄酒的酒杯，而是耶稣的妻子抹大拉的玛丽亚的尸棺和相关文献——耶稣和抹大拉的玛丽亚结婚，并养育了后代，最新的一代是女主索菲。罗马教会为保护教会体系的利益，对于耶稣结婚并育有后代这件事必须严格删帖。圣殿骑士团、达-芬奇、牛顿……都属于同一个保护真正的圣杯——抹大拉的玛丽亚的尸棺、文献和耶稣的后裔——的隐修会。书中关于圣殿骑士的描述在第83章，其时索菲、兰登、提彬根据“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这句诗来到伦敦舰队街的圣殿教堂：

  “别忘了，圣殿骑士可是尚武之人”提彬在一边提醒他们，“这是个军事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教堂就是他们的军事据点和银行。”

  “天哪，是这样的。圣殿骑士们创造了现代银行的运作理念。对欧洲的达官贵人而言，携带金银出门旅行是很危险的，因此圣殿骑士允许这些贵族将金子存进离他门最近的圣殿教堂，然后，他们能够从遍布欧洲各地的圣殿教堂里将他们取出来。他们只需要相关的凭证，”他眨了眨眼：“并支付一笔佣金就可以了。这些教堂，就是最初的自动取款机。”

  圣殿骑士团和共济会一样，是阴谋论者、畅销书作者喜欢的题材。埃柯的长篇小说《傅科摆》，讲的圣殿骑士团被团灭后的故事。丹-琼斯的专著《圣殿骑士团》共分4个部分，第1部分《朝圣者，约1102-1144》、第2部分《战士，1144-1187》、第3部分《银行家，1189-1260》、第4部分《异端，1260-1314》，讲述了圣殿骑士团从建立到覆灭的过程。在书的第3部分《银行家，1189-1260》写到了伦敦舰队街的圣殿教堂：

  1185年，亨利二世开始把新圣殿当作金库用，把骑士团当作银行。钱币、珠宝和珍贵饰物被存放到舰队街，让新圣殿成为戒备森严的宝库……他把圣殿骑士团当作银行使用的决定表明他认识到了它的潜力：它是一个影响广泛的机构，可以帮助他的工作。

  亨利二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狮心王理查一世，他和圣殿骑士团关系紧密，在著名的阿卡战役中，他们一起和萨拉丁浴血作战。他死后，他的弟弟约翰继位，这个约翰就是伟大的法律文件《大》的被迫签署者约翰国王，丹-琼斯写道：

  理查一世的弟弟约翰国王命运多舛并且受到普遍鄙视……他依赖骑士团获取贷款以维持朝廷的日常运转，并且在复活节之类的重要节庆期间呆在新圣殿……1215年6月，约翰被迫签署著名的《大》，授予他的子民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自由。圣殿骑士团英格兰分团当时的指挥官艾默里克是《大》的见证人之一，他的名字在见证《大》封印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之后，但排在所有世俗权贵之前。

  关于金融的东西分流和汇合，《千年金融史》的第十章《金融大分流》在历数了李约瑟、林毅夫、彭慕兰的观点后，写道：

  1174年，威尼斯因为和君士坦丁堡的战争要组建一支舰队，它向城中居民发行了债券，承诺未来偿付，并在与马可-波罗故居仅几步之遥的里亚尔托桥脚下建立了债券市场。相反，宋朝政府在面对军事危机时。没有发行债券，而是印刷了更多的纸币。中国应对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利用通账，而不是将支出转到未来。事实上，王安石时期的宋朝政府没有借款，反而是把款贷了出去。这一做法对时间观念和国家发展有着微妙的影响……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西方金融制度出现分流的原因就在于在欧洲国家意识到人类对于债券的惊人需求时，当时处于宋朝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出国债机制。

  1865年，一群香港商人和英国官员，包括宝顺洋行的约翰-颠地、沙逊洋行的阿瑟-沙逊、香港码头的官理者和大英轮船公司的主席托马斯-萨瑟兰德，发起成立了如今的汇丰银行……从一开始，汇丰银行就不仅是参与中国贸易的一个主要的商业银行，也是中国海关税收的存放银行。在此基础上，它根据中国政府的关税收入，给中国政府贷款。

  从某种意义上说，汇丰银行使得中国政府过渡到赤字财政……1877年，汇丰银行承销了金额为500万两白银的中国政府首次国际融资。自从威尼斯发行政府军事公债之后【参见第10章】，中国和西方就走向了金融的大分流。1877年的这笔国际融资标志着中国政府与西方主权债券重新联结了起来。

  要用现代金融学语，秦朝覆灭的最终的原因在于严重的通货紧缩导致了经济危机，又触发社会危机。而这个经济危机，追其根源，就是货币数量太少，满足不了商品流通需求而产生的。

  这个结论更进一步外推，你会发现更有趣的事情：在贵金属时代，谁占有最多数量的贵金属（尤其是黄金），谁就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金字塔尖。大航海时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然后是英国，再接着是美国，不管是通过战争，殖民，金融市场，或者其他方式，大家的“霸主之路”都差不多，都是占有更多数量的黄金。像 19 世纪英国拥有全球 30%以上的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更是拥有全球近一半的黄金储备。而这个历史趋势，本质上是因为货币数量对社会分工、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关于通货紧缩导致王朝衰乱，张五常教授在1999年末写的《惊回首，感慨话千年》中有这麽一段：

  以代替银两，中国的银两进口立刻减少，理所当然。但过了不久因为进口量大，银两就开始外流。因为银两是中国的货币，这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这应该是十九世纪初，乾隆谢世后不久的事。再过三十年，江河日下，银两外流变本加厉，林则徐见势头不对，给皇上的陈辞掷地有声，在广州大烧。可惜林前辈不明白一百年后经济学者才弄清楚的货币理论，所以他的分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林则徐说银两外流会穷国，是不对的。问题是银两是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这外流使货币量减少，导致通缩与经济衰退。要是当时中国懂得改变货币制度，像太平天国那样大的灾难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当然，我不是说进口是不应该禁止的。

  上述的衰退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重点。以我所知，第一个中国人清楚明白这重点的，是宋子文。这个以贪污名染神州的宋家子，起初对国家有赤子之心，而又的确大有才华。他在一九三四年为经济学大师费沙（I.Fisher）荣休而写的一篇关于中国财政的文章，很清楚地陈述银两外流对货币供应及经济衰退的关系。有资格为费沙荣休下笔的人不多，而费沙是货币理论的大宗师，宋先生若不是胸有成竹，怎敢班门弄斧？

  1935年11月4日，由宋子文主导，以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名义发布币制改革法令，改银本位为外汇本位——实际主要是以英镑为本位，白银国有，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之钞票为法币。

  张嘉璈先生的《通账螺旋》里记录了币制改革的要点和首次公布的法币对英镑、美元的官方汇率：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发行之钞票定为国家唯一法定货币，即法币，英文缩写为CNC；

  禁止将银类作为货币使用，公众应将其持有的所有银类货币交由政府所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中央银行应无限制地按“即现汇率”购售外汇。首次公布的官方汇率是：英镑买价是1先令2.375便士合1法币，英镑卖价是1先令2.625便士合1法币，美元购、售价格分别是29.5美分和30美分合1法币。

  如你所知，这次货币制度改革最后以大规模的通货膨账——1948年法币崩溃——而结束，并使国民政府丢掉了大陆。原因是多方面的，局中人之一张嘉璈先生晚年写下了厚厚的巨著《通账螺旋》作为总结，他认为，其中有两条原因很关键：

  1947年3月1日，因为此前的“黄金风潮”和傅斯年的雄文《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辞任行政院长，之后，张嘉璈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评传》写到：

  宋子文下台后，张嘉璈继贝祖诒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张群出长行政院长时期关于财政金融方面的作法都是听从张嘉璈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对张嘉璈也很迁就。张嘉璈采取了严格的外汇限额分配办法，并停止抛售黄金......以后，又发行美金库券和公债、实施新外汇贸易办法和金融管理，但终究没有办法挽回财政金融和经济的崩溃。

  张嘉璈先生的传奇一生令人赞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领导了抗战初期的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以交通部长身份命令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调派轮船日夜抢运人员和工厂设备至大后方。《通账螺旋》的译者于杰先生认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及其同期的金融家，也是过去100多年来唯一以平等身份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创建谈判的群体，就国家而言，这些经验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这指的是张先生作为民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亲历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相关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的建立。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香帅（唐涯）认为这是人类从“金属货币时代”进入“信用货币时代”的转折点。

  货币数量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比货币数量更重要的，其实是货币形态。对这个结论的最佳诠释莫过于1971年的美元脱钩黄金事件。这次脱钩，将人类从“金属货币时代”送入了“信用货币时代”。

  美元脱钩黄金的直接后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一个国际货币体系，它的核心是美元盯住黄金，别的货币盯住美元，维持全球汇率水平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社会生产力快速的提升，对黄金和美元需求飞速增长，经济的波动也增大，两个问题随之产生：一是美国黄金储备跟不上经济发展需求，二是美元自身币值会随经济情况大幅度波动。所以这个体系慢慢的变脆弱，直到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

  从这里开始，人类的分工和增长进入了新阶段：贵金属货币时代，货币数量受限于储藏量，开采冶炼技术，所以市场交换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相对平缓。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人类货币创造的能力一下子摆脱了“具体物品”的限制，只要有“信心”，货币数量几乎不再受到限制。

  从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看上去只是货币形态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却改变我们的增长模式，商业模式，也改变了社会财富累积的速度，甚至社会博弈的准则。

  1971年7、8月，尼克松做了两个改变世界的决定，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8月15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特里芬两难”而崩溃的惊心动魄的详细过程，读者可以阅读《时运变迁》这本书，书的联合作者——保罗-沃克尔，1971年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后为美联储主席；行天丰雄，1971年任日本大藏省副相细见卓的特别助理，后为日本大藏省副相——是亲历事件的局中人。保罗-沃克尔写到了美元与黄金挂钩时代的肯尼迪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尼克松：

  就在1960年10月底总统大选前，市场经历了一次心理冲击。约翰-肯尼迪是个对金融问题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而且是。显然，这两个标签的组合令人怀疑其政府在保卫美元方面将是否会“负责任”——责任一词开宗明义。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流失更多的黄金。

  总统个人显然很重视这次演讲......在演讲于1971年8月15日星期天晚上发表后，我对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们的作为有了很深的领悟。我曾担心，暂停黄金兑付会被美国人看作耻辱……但尼克松先生的表现，以及康纳利部长随后在星期一新闻发布会上的大派头，将一切更多地变成了一个胜利、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一切在国内的表现来看，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更强劲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和走低的通货膨账，为1972年的大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约翰-康纳利后来干脆直接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

  我和保罗-沃克尔相识于20年前（1971年）。那时，他已经是坐在谈判桌前显眼位置的大人物，我则只是个给上司拿包的低级官员，在国际谈判中坐在后排，小心地注视着上司的一举一动……当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成形时，日本还在打一场无望的战争，所有大城市都被彻底炸毁了。到战争终于在1945年结束时，日本已经在10年里失去了1/4的国民财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0年前的60%，而工业产值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30%。

  在1960年加入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时，日本迈出了第一步……经合组织的代表们常围聚在一间宽敞、气派的的会议室开会。当日本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那间会议室时，只有它的代表是黑的直发，其他全是白种人。这种状况至今未变。

  1967年，我以观察员身份到巴塞尔参加国际清算银行会议，当时“”正席卷中国，到处串联，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邻国极其担忧。可是在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所有欧洲国家的央行官员们齐聚一堂，喝着鸡尾酒，在英语、法语和德语间来回切换，对中国当时发生的混乱，他们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兴趣。越南战争也处于关键阶段，但显然，这些银行官员对他们领域之外的此类事情基本上没有兴趣。我不安地想到，对这群人而言，世界仍止步于达达尼尔海峡以西。

  行天丰雄写这些线年），日本经济总量已是全球老二。时运变迁，本书中文本出版时，老大还是老大，老二已从日本变成中国。香帅（唐涯）认为，中国特色的土地货币，也许是中国成为老二的金融秘诀。

  目前全球货币体系的锚是美元，理解现行的信用货币体系当然要从美元开始。但是中国的情况也有例外：我们在无意的情况下，创造了一套相对独立于美元之外的“土地货币”体系。可以说这么说，土地货币是理解有中国特色经济现象的一把钥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土地货币是个陌生词语。但下面这组词语都会很熟悉：

  房地产市场，地方融资平台，银行融资体系—— 这一组词语共同构建了一个中国独有的信用货币市场，即土地货币信用体系。

  由于政府能出售土地，所以当一个城市（地方）的地价房价上来后，就等于地方政府手里有了“抵押品”——房（地）价越高，流动性越好，抵押品质量越好。银行越愿意贷款，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也就有更多钱投入“城市建设”。换句话说，中国的商品房市场和城市化进程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套以土地金融为基础的资本生成模式。而城市土地在这一个模式中充当了“信用抵押品”的角色，让货币资金流通，进行信用扩张——这恰恰是“货币发行”的逻辑，仅仅是一种信用生成的基础是土地而已。所以，我将这套体系称之为“土地货币信用体系”。

  因为土地房产均属于非贸易品，很难进入国际交换分工体系，所以这套信用生成体系和国际美元货币体系之间是相对独立的。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遭遇“钱荒” ，为什么只有中国一个“四万亿”，就把经济刺激得差点发烧呢？这可以从我们“土地信用货币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上找到部分答案。

  关于土地货币，读者可以参阅赵燕菁教授关于“土地财政”的多篇文章，其中《土地财政的本质及其解药》一文中的下列观点可供参考：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是通过出售土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次性投资融资。如果把城市政府视作一个企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融资，中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的“股票”融资。在中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城市的“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住宅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资本品，因此，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土地财政”这个词，存在根本性的误导——土地收益是融资（股票），而不是财政收入（税收）。在城市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收益属于“负债”，税收则属于“收益”。对“土地财政”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解释困惑经济学家的一个“反常”——为何中国经济快速地增长，而股票市场却长期低迷不振。如果你把城市土地市场视作股票市场的一部分，就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上涨的速度和中国经济的上涨的速度完全一致，一点也不反常。由于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远大于股票市场，因此，很多产业都会借助地方政府招商，变相通过土地市场融资。

  前一阵子，把工业革命前后的资料翻出来细看，这一看才意识到，我们眼里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只有两三百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屈指算算，公元后的 1700 年里，人类经济一共增长了三倍，从 1700 年到1940年左右的200多年里，增长了10倍，而从1950年到现在的70年中，又增长了10多倍。如果不回看历史，我们很难相信，人类脱离极度贫困匮缺仅仅二三百年，衣食无忧也不过七八十年的历史。

  那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呢？……以17~18世纪为分水岭，一个词语将全世界划分成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这个词语叫“工业革命”。从某一种意义上而言，这次跳跃意味着，在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的人类社会，完全是两种“增长模式”，对于匮缺和消费的定义，也是完全不同的。突破性的技术进步下，生产增速远超过人口增速，社会出现大量的剩余产品，资本存量累积；人口的增长使得工业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同时，资金和人力的聚集又逐步推动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和规模生产，其过程中产生更多技术进步，形成了一个资本，技术，人口，和增长的正向螺旋。

  20 世纪后，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被卷入了这场工业技术的革命之中。这个进程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加速，中国在2000年后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是全球“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全世界 15%的人口快速进入了工业时代，在创造巨大需求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供给，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庞大的工业产业链。

  尽管和19世纪相比，全球人口已经从10亿增长到了70亿，但是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仍然远超于人口上涨的速度。这其中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工业时代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供给不足”的局面。

  如你所知，农业文明时代，靠天吃饭，是没有“增长”的，人类长期处在“短缺”中。进入工业文明后，才有了“增长”，人类中的一部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人们，终于来到了“过剩”时代。《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与诠释》是一本关于工业革命研究方面的基础读物，书中介绍了关于工业革命研究的各个流派的理论，其中有对大卫-兰德斯撰写的《剑桥欧洲经济史》中“工业革命三原则”的介绍：

  兰德斯为《剑桥欧洲经济史》撰写的章节正是“1750~1914年间西欧的技术变迁与工业发展”。兰德斯归纳了工业革命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以机器——快速、规则、准确且不知疲惫——替代人的技能和努力；第二个原则就是用没有生命的动力资源替代有生命的动力资源，特别是引进了能够将热转化为功的发动机，从而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并且几乎是无限的能源供应渠道；第三个原则是大量使用新的并且是更为丰富的原材料，特别是用矿物资源替代了植物或者动物资源。

  在对兰德斯专著《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The Unbound Prometheus)的介绍中，则转述了兰德斯关于工业革命的定义和效果：

  工业革命有一个特指含义【即英文中首字母大写形式的Industrial Revolution】。专指人类第一次从农业、手工业经济转变为工业和机器生产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的历史性突破，这一工业革命最初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后传播到欧洲大陆和海外别的地方，并在各地呈现互不相同的形式。

  “总而言之，工业革命的效果就像是夏娃偷尝善恶树上的果实：世界从此迥然不同”。

  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快速地增长的膜拜，产生了一个叫“工业党”的族群。近年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临高启明》，就是一部工业党穿越小说，说的是一群在真实的生活中失意的工业党，在海南省的临高县，带着整套的工业设施和体系，穿越回到17世纪初的明朝末年——在英国工业革命一百年前。在那里，穿越者重建了工业体系——电力、钢铁、炼油、化工、造船、汽车、枪炮、制药……对当时的明、后金、朝鲜、日本、以及来到东南亚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各种势力进行了降维打击，建立了伟大的澳宋国，改变了历史进程。

  《临高启明》的写法有两个特别的地方：一是在一个论坛上由多人分工接龙写作，小说中的人物名字就是论坛上的花名；二是花很大的篇幅认真描写每个工业门类的知识，不喜欢的可以跳过，不影响情节；喜欢的可以细读，并参与讨论和改写。

  相比于农业文明时代，工业革命带来的快速地增长使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周期慢慢的变短。在本朝，经历了40年的快速地增长后，最近人们开始谈论不景气和萧条：“不景气是你邻居失业，萧条是你自己失业”。不论繁荣还是萧条，基因决定了，金融江湖的切口永远是：

  [1] 《金钱永不眠》(1) 香帅无花【唐涯】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17；

  [3] 《金钱永不眠》(2) 香帅【唐涯】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

  [4] 《千年金融史》 威廉·戈兹曼【美】 著，张亚光 熊金武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7；

  [5] 《伟大的博弈》 约翰·S·戈登【美】 著，祁斌 译，中信出版社 2005；

  [6] 《摩根财团》 罗恩·彻诺【美】 著，金立群 校译，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7] 《达-芬奇密码》 丹·布朗【美】 著，朱振武 吴晟 周元晓 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8] 《圣殿骑士团》 丹·琼斯【英】 著，陆大鹏 刘晓晖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9]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张五常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2] 《时运变迁》 保罗·沃尔克【美】 行天丰雄【日】 著，于杰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8；

  [13] 《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于诠释》 严鹏 陈文佳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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